前言

1953年8月的一天，中南海门外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。这是一名打扮朴素的妇女，她有些拘谨地走到警卫旁边。

警卫员很客气的问道：“有出入通行证或介绍信吗？”

妇女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周总理。”

警卫员不由得生出疑惑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妇女，严肃地问道：“你是周总理什么人？”

妇女好像有点纠结，停顿了好一阵，才欲言又止地说：

“我是周总理的‘妻子’，合作关系的那种……”

警卫员更疑惑了，众所周知，周恩来的妻子是邓颖超，而眼前这名妇女说自己是周恩来的“妻子”，还是合作关系，那么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呢？

警卫员思考了一下，出于谨慎，他问了妇女的名字，并通知了周恩来办公室的人。

范桂霞接到的特殊任务

这名妇女名叫范桂霞，1905年出生于广东佛冈。

因为父亲是医生，范桂霞得以接受良好教育，她曾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书，后来又去了工厂当纺织女工。

大革命爆发后，范桂霞接触到革命，不满20岁的她投身进广州工人运动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爆发，3天后，这股白色恐怖便席卷了广州。

由于叛徒出卖，范家很快被包围，范桂霞的二妹范桂筏因为在楼下睡觉，来不及躲避被捕。而范桂霞在楼上听到了响动，翻窗躲到了邻居楼顶的烟囱后面，这才逃过一劫。

可范桂霞的父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这群人找不到范桂霞，便毒打他，企图让他说出女儿的行踪。

父亲手无缚鸡之力，被打得口吐鲜血，也没说出范桂霞在哪。没有办法，这群人只能扔下奄奄一息的父亲，扬长而去。

看到人走了，范桂霞赶紧从楼顶下来，她浑身颤抖地抱着父亲，哭得停都停不下来。

父亲只对她说了一句话：“霞姑，快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”，说完便没了气息。

范桂霞甚至来不及为父亲料理丧事，她匆忙地收拾了行李，天不亮便跑到了宝岗，这里有她认识的女工。

这名女工同情革命，怜惜范桂霞的遭遇，所以，她自掏腰包给范桂霞买了张去澳门的船票。范桂霞到了澳门后又转道去了香港，终于，她联系上了党组织。

经人介绍，范桂霞在广东省委秘书处做了交通联络工作。

有一天，广东省委秘书处长沈宝同交给她一个特殊任务：

“中央有位首长要到香港看病，组织决定把护理工作交给你，对外，你就伪装成是他的妻子——‘李太太’。”

范桂霞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精通不少医疗护理知识，关于这方面，她还是胸有成竹的。

她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年纪太小，只有22岁，没结婚的她扮成一位阔太太，会不会漏洞百出。

就这样，范桂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拿着沈宝同交给她的钥匙，以“女主人”的身份来到一幢陈设豪华的小洋楼。

在这位首长到来之前，范桂霞就在家里摆弄摆弄家具，找一位负责烧水做饭的厨工，做好准备。

终于有一天，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，范桂霞赶紧打开门，只见东江特委书记杨石魂从车上背下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帅气男人。

范桂霞帮着杨石魂把男人安置在卧室的床上，这时，范桂霞才发现他脸色蜡黄，神志不清，病得很严重的样子。

再仔细一看，咦？

这不是周恩来吗？范桂霞大吃一惊。

周恩来曾担任过两广区委书记，范桂霞在区委机关的时候，听过周恩来的形势报告，一想到自己扮演的是周恩来的妻子，范桂霞的压力又增加了几分。

之后的几天，范桂霞谨遵医嘱，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摸摸周恩来的额头，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自己的感觉：烫、温，还是凉。

因为周恩来昏迷不醒，没办法吃饭喝水，范桂霞就用小勺子，一点一点地喂，让细小的水流顺着嘴唇的缝隙流进去。

她没日没夜地守在周恩来身边，自己都顾不上吃饭，终于，三天后，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
范桂霞一看见周恩来醒了，激动得流下眼泪。周恩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未知的地方，身边坐着一个不认识的女人，很警觉地问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范桂霞有点拘束，低着头小声回答他：“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。”

“你是谁？是谁派你来了？”

“我叫范桂霞，是广东省委秘书处长沈宝同让我来的，杨石魂把你送到这的。”

听到熟悉的名字，周恩来松口气，他知道自己这是脱险了。

原来，

南昌起义后，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患上恶性疟疾，在当时，这病算是个“不治之症”，再加上交通不便，周恩来在海上颠簸了好几天，才终于来到香港治疗。

两人交流的声音传到了隔壁房间，杨石魂猜到周恩来已经醒了，赶紧跑了进来：“大哥！你醒了！”

周恩来露出微笑，这时，他发现范桂霞和杨石魂脸上满是倦意：“你们辛苦了，我已经醒了，你们休息休息吧。”

只是，这两个人太过兴奋，压根不愿休息。杨石魂跟孩子似的手舞足蹈，范桂霞则去到厨房，亲手给周恩来炖了只鸡。

炖好后，范桂霞端着小碗走了进来。周恩来已经苏醒，便提出自己吃，可范桂霞考虑他身体还很虚弱，坚持要喂他。

最后，在范桂霞和杨石魂的劝说下，周恩来只能坐起身子，方便范桂霞喂汤。

没过一会儿，汤喝完了，里面的鸡肉露了出来，周恩来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：“现在我们党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，组织经费十分困难，你们还给我吃肉，我怎么吃得下？”

范桂霞少见地强硬了起来：“我是组织派给你的特别护士，在这里，你就得听我的。”

说完以后，范桂霞觉得有些不妥，又补充了几句：“你现在是重病号，组织让你补充营养尽快好起来。党需要你，革命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。”

周恩来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：“好好好，我服从你，不过以后可不能炖鸡了，要注意节约啊。”

不太好当的“李太太”

之后的一个星期，范桂霞没有再给周恩来炖鸡，她懂周恩来的担忧，只能在其他方面更细腻体贴地照顾。

所以，周恩来好得很快，没过多久，就能在卧室走动活动了。大病初愈，组织还不允许周恩来参加工作，可他已经闲不住了，便让范桂霞找来报纸文件阅读。

偶尔，周恩来会跟范桂霞聊聊天，有一次，他问范桂霞认不认识邓颖超。范桂霞说：“当然认识！我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的时候就认识邓姐姐了！”

“那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？”

范桂霞似乎听人说起邓颖超在上海，知道周恩来担心妻子，范桂霞善解人意地安慰他：“好像是在上海，你不用担心她，先好好养病吧。”

周恩来点点头，把话题转到了范桂霞身上，两人聊得尽兴，范桂霞便把父亲被杀、妹妹被捕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。

范桂霞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难过得不行，周恩来也被她的情绪感染了：“干革命是会有牺牲的，我们必须努力活下来，坚决和敌人斗争，才能有胜利的那一天。”

范桂霞目光坚定，看着窗外，突然，周恩来问起她有没有男朋友，范桂霞一下子红了脸。

本来，她挺不好意思说这些事情的，不过通过这几天的相处，范桂霞觉得周恩来就像自家哥哥一样，因此没必要对他隐瞒。

所以，她告诉周恩来，自己有个男朋友，名叫潘耀芳，也是名共产党员，而且他还是黄埔的学生。

提到男朋友，范桂霞眉飞色舞，满脸爱意，她骄傲地说，潘耀芳参加过广州平定商团的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，北伐回来后，被派到广宁训练农军。

可惜的是，“四一二”之后，两人失去了联系。

周恩来告诉她：

“只要他爱你，以后就一定会回来找你，如果他不回来，你也就不必爱他了。”

范桂霞点点头。就如周恩来说的一样，1928年，潘耀芳终于潜回广州，随后，他几经辗转来到香港的广东省委，与范桂霞相聚了，当然这是后话。

当务之急，范桂霞得做好自己的工作——扮演“李太太”。

在此之前，范桂霞完全想象不到当阔太太会这么难，周恩来教她抽烟、喝酒、跳舞、打麻将，因为这是富商太太必须会的“技能”。

当然，周恩来也多次强调，学习这些只是为了工作：

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是不应该沾染这些不良嗜好的，只是革命形势迫使我们转入地下，那我们就必须多个心眼，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自己的‘身份’，这是新形势下的斗争手段，不是为了消遣和享受。”

不久后，中共广东省委为广州起义召开会议。因为地点在香港的广东道，距周恩来居住的地方比较远，范桂霞便提议帮周恩来雇辆车。

周恩来坚决不同意，于是，范桂霞提出，自己陪他一起去。就这样，范桂霞第一次以“李太太”的身份上了街。

当时，周恩来手腕上带着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，一看就是富商大户，范桂霞蹬着高跟鞋，身穿时髦的旗袍，涂脂抹粉，千娇百媚。

因为周恩来的病还没有痊愈，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停，好不容易才去到会场。

大概一个月后，周恩来基本恢复了健康，这时，他收到组织的通知：马上前往上海参加党中央的扩大会议。

范桂霞和杨石魂送他去了码头，上船前，周恩来告诉他们：“你们一定坚持斗争，迎接胜利，胜利一定会到来！”

去到上海后，周恩来如愿以偿见到了他真正的妻子邓颖超。

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简单叙述了一下，并问邓颖超记不记得范桂霞。

邓颖超对范桂霞印象很深，张口便说：“记得啊，小范嘛，她跟陈铁军是同学，那时候经常来找我。这回多亏她照顾你了，但愿将来能见到她，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！”

与周恩来夫妇再相聚

这之后，范桂霞再没见过周恩来，她只能在报纸、广播里寻找周恩来的名字。1953年，范桂霞去北京看望儿子，这才鼓起勇气去了中南海，想要看看曾经的“李先生”。

来到中南海后，范桂霞不出所料地被拦住了，警卫员帮她通知了周恩来办公室，不一会儿，周恩来的秘书长梁霭然走了出来。

他开门见山：“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？”

“范桂霞。”

“那你找总理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就是想见见他，26年没见了，给我一分钟就好。”

接着，她向梁霭然讲述了那段经历。看范桂霞一脸真诚，梁霭然相信了她：“好吧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进去汇报。”

周恩来得知范桂霞来了北京非常高兴，他当场提笔，以邓颖超的名义，写了一封邀请信。

几分钟后，梁霭然拿着信走了出来，范桂霞紧张得不行，她不知道周恩来还记不记得自己。

梁霭然把信递给她，然后笑着对她说：“这是周总理给你的信，里面邀请你8月22日下午5点来中南海做客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一定准时赴约。”

8月22日，范桂霞准时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。和过去一样，周恩来依旧很节俭，三个人，简简单单的四道菜，虽然数量不多，却看得出很用心。

周恩来一个劲给她夹菜，邓颖超也时不时用广州方言跟她交流，让范桂霞觉得特别亲切。

周恩来还问起她的婚姻：“你现在的丈夫还是不是你当年的男朋友？”

范桂霞有点不好意思，轻声说：“是他。”

周恩来哈哈大笑：“你看我说得不错吧，他若是爱你，一定会回来找你！”

之后，范桂霞说了自己与周恩来分别后的经历。

1928年2月，她经组织批准和潘耀芳结婚。

婚后，潘耀芳在广东各地及江西一带组织农军，她留在本地做妇女工作。后来，敌我斗争越发残酷，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，组织关系只好被迫转为地下单线联系。

也不知道她的单线联系人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总之，范桂霞突然有一天就跟他失去了联系。

一直到1931年，她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找了个遍还是没有结果，只好回了潘耀芳的老家云浮教书。

周恩来有些感慨：“当时南方的党组织破坏严重，革命种子保留下来的很少很少。像你这样接不上联系、找不到组织的同志大有人在，这不是你们的错。”

三个人推心置腹地聊了3个多小时，范桂霞才依依不舍的告别离开。后来，周恩来贴心地帮她买了火车票，还派了车将她送到火车站。

这是范桂霞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，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病逝，范桂霞听闻噩耗，悲痛欲绝。

1984年8月22日，邓颖超在同一天、同一个地方，独自接见了范桂霞。

她送给范桂霞一只制作精美的手袋，兑现了当年“要好好谢谢她”的承诺。